两个“朋克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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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“朋克”

颜峻

那时候朋克还不是一种时尚。我在两个地方读到过这个词,先是说起了崔健,《一把刀子》不知凭什么就成了朋克;接下来是何勇,任性而且偏激,并不朋克的音乐却使我们心驰神往,提前爱上了这种比摇滚还摇滚的玩意儿。

再后来,有个叫黄燎原的和一个叫韩一夫的,攒了一本以前言不搭后语和东抄西凑为特色的《世界摇滚乐大观》,里边说到了Sex Pistols和“坏牙强尼”,看起来朋克就是几个丑陋的坏小子乱弹琴所致?虽说我从小牙不好,但还不致于丑,从此就断了做个朋克的念头。

时隔不久,情况发生了剧变,一个美国人在西雅图自杀,一群中国人在东半球泪水汪汪,80年代没用完的理想主义终于找到了革命般的突破口——PUNK!而另一群则揭竿而起,酿成了日后的青春期狂欢、三和弦探险和批判现实主义。前一群对后一群的解释多少有点不着边际,结果,哈,就出现了一种泛朋克化的主张,有人说鲁迅和毛泽东是朋克,有人说竹林七贤也是,有人干脆瞄上了贾宝玉!歌中唱道:我完完全全地晕了……

我完完全全地晕啦。不过比我更晕的还有的是,他们到现在还要求朋克们彬彬有礼、熟悉各种乐理、有理有利有节地针砭时弊;而朋克们则忙着染头发、练习翻白眼仁和煽动别人打滚。看来得说说我认识的两个人,他们也都被误称作朋克,多少还没让我犯晕。

第一个是王凡。不好意思,这是我的哥们,好在他担当得起吹捧……这是一个变色龙,硬摇、电子、世界音乐、噪音、Grunge、拼贴,无所不用其极,只有骨头是用朋克做的。有些人知道,今年(1998)4月1号晚上,王凡晕了过去,在此之前,他率领着十几名乐手在兰州的奥杰酒吧制造混乱,他把另外5支乐队点起的烈火变成了核爆炸。能量太大了,有的人目瞪口呆……他完全失控,吼叫和奔突,并且摔得鼻青脸肿被抬回舞台,唱完最后一句,这厮仰面朝天砸到了舞台上,大伙围着他,继续跳、点头、击打或弹拨,仿佛预谋的宗教仪式……50分钟后,王凡醒过来,说:“两年没唱了!可把我憋坏了!”他著名的妈妈则告诉别人:我儿子要死就死在舞台上。

这像是个道德故事。可是去他妈的献身精神吧,朋克该是本能。在一些感伤的小调乐句里,王凡也会唱起物质生活极端低劣带来的悲伤,但是你要小心,他可能马上变脸、咆哮、无调性和加速攻击。我是说,他几乎全部的精力都已用于音乐和无所事事,顾不上悲伤。1993年他是天才的抒情者,以神秘主义、末世景象、暴力和弦和凄美的旋律闻名于本市;1994年他换了伴奏乐队,把跑调的朋克和严整的结构弄到一起,还有节奏中的念白和自发的调性融合实验;1995年,一架破电子琴和一台合成器被这无师自通的家伙撞见,那是些卡通音乐加上他没听说过的Ambient,他还在半首幻灭美丽的花儿(一种西北民间音乐)诗篇后嫁接了自然而然的,160Bpm的绝望朋克;1996年王凡还是那么穷,而且依然宿命,在不无狭隘的对首都摇滚的蔑视的前提下,他去了那儿,在几首Grunge之后开始了被迫的Lo-Fi生涯,那首《以身相许》简直人见人爱;1997到了,他在双卡座、Walkman、木吉他三件宝物上发明了一整套包括和声、采样、反馈、调性革命在内的游击技术,《大法渡》长达40多分钟,深奥可疑,王凡开始惨遭争议;今年(1998),继续死硬,继续拒绝和不够超级的乐手合作,埋头研制木吉他版噪音/先锋和噪音版大调神秘主义。这是个根本不指望被理解的人,他甚至惹恼了一个个想帮帮他的人,他并不生活在火热的现实生活中,哪怕是像“朋克”那样;在所有那些先进作品的背后,王凡则对理论和思想一窍不通,他也不生活在任何知识和体系之下。他只有方言、狂笑、酒量、记忆、神秘世界观这一堆非文化的个体印记。

纯个体的、倔强的、孤军作战的、本能的。这是我对朋克的一种理解。不过,您别把王凡称作朋克,这容易引来话语混乱。

而公认的朋克则当属敖博。他可不像王凡那样,梦想着做几十轨的疯狂音乐,他只有一轨。在中国的地下人士看来,是暗室和盘古这两支乐队使南昌有了尊严,敖博做为后者的主唱、创作和吉他手,掀起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现实主义音乐风暴。从歌词来看,他的批判涵盖了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,从校园内的性别隔离到摇滚乐的腐朽建制,从性压抑到它的政治隐喻,从牢骚、民谣到经济生活的公平原则,从信口开河到政治学分析,总之他说着我们不敢说的话——盘古乐队因此深受底层热爱,“我们都是穷光蛋,我们要吃蛋炒饭!”于是捐钱给他们买乐器的工人说:“我是没希望了,你们一定要好好干啊!”——而从音乐方面看,敖博和他的战友李文枫(贝司)正在推翻以往的朋克模式。敖博挥动小臂,弹得比疾速金属都快,而且不时发明些新手段,例如噪音派的点指,他的音色生猛尖锐,把传统的朋克热情彻底转化为极端主义,他的木吉他作品甚至更铿锵、更猛烈、更激进。如果只看到朋克有话要说,那就错了,敖博冲决了形式的桎梏,同样进入了技术创新的领域,倘若谁还胆敢评选什么最佳吉他手,嘿嘿,我会郑重推荐这位无中生有的创造者。

这就像Rage Against The Machine的Morello,“你的吉他是跟谁学的?”“乔·希尔!”

无论你心目中的朋克长什么样,那都肯定不会是敖博这个样。除了堪与王凡媲美的狂笑,他还有滔滔不绝的大音量幽默论述,他像一架兴奋而敏捷的演说机器,但魅力首先来源于那一口南昌普通话:“管猪的Lén(人)既是养猪的Lén,也是杀猪的Lén,其实它也是猪,翻身做了主Lén!”这符合朋克的本土原则。他矮壮,不酷,狂热,健康,像个坚定的乡村抵抗战士——说来没人相信,这小子不近烟酒女色!更有甚者,在今年4月的“音乐新势力”演出前,他感叹着生不逢时,去参观了黄花岗烈士陵园。为什么?因为他不只乐观,更富于一种反知识分子式的社会责任感。所以,你必将倾倒于敖博条理清晰、高瞻远瞩的现实雄辩。

现实斗争的、单点式录音的,行动的、热情的。这是我对朋克的另一种理解。但是当我的两种理解相互消解、自相矛盾的时候,朋克又跑到哪里去了呢?

我几乎就要说:朋克不可言说,它失意地栖居于具体的肉体。我会像每一个特立独行的朋克那样,让你犯晕。

要不然给我也发一张朋克证书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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