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汪峰到“扭机”——主流的进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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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汪峰到“扭机”——主流的进化

颜峻

我的很多朋友说起汪峰，都是在需要一个讽刺对象的时候——看看他飘逸的长发、看看他时尚的打扮、看看他一本正经地谈人生、看看在他面前尖叫的女孩子……是的，这有点可笑，像所有的偶像一样，汪峰已经不是鲍家街43号乐队的主唱，而是一个正在被娱乐节目和消费文化接纳的演艺明星。

这些朋友也会时常说起新近走红的说唱金属乐队“扭机”，也就是扭曲的机器，他们对“扭机”的音乐不甚满意，认为那样的主张和那样的简单模仿并不相称，在他们表达《压抑不住的愤怒》的时候，愤怒似乎更接近詹姆斯·迪恩的无因反叛，而不是比青春期更多一点的理性。在地下摇滚阵营开始丰富起来的时候，说唱金属乐队带着对社会正义、个人自由的要求，也带着以感官宣泄为目的的形式，给新的摇滚风景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争议。

在一个“除了对我们的胃感兴趣以外对其他事情不感兴趣”（哈维尔）的年代，汪峰有没有真的被主流文化接纳，还是一个问题。就像中国的地下摇滚在形式上还只是西方的主流摇滚一样，实际上中国的主流音乐还只是港台商业情歌的翻版。我们想谈论主流音乐，以及它对大众心灵的打动、对整个音乐创作的推动，就像我们曾经听说过Bob Dylan和崔健是一代人的英雄一样；但是在一帮无良娱记和弱智歌星的反作用力下，我们还没有迎来第二个崔健，就已经拒绝了一切通俗的旋律。

我想解释的是，汪峰在鲍家街43号乐队出了两张专辑之后，终于拿《花火》打通了流行和思想之间的界限，他就是主流音乐的希望。尽管这思想的深度和真实度还值得商榷，但为什么“扭机”的幼稚就可以原谅，汪峰就不能呢？何况汪峰的音乐比“扭机”更成熟、更老辣？难道仅仅是因为酷装扮比愤怒装扮可耻？或者干脆就说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对立？

文化之间的对立可能是成立的。但在地下文化尚未明确自身体系之前，它和主流之间的对抗，就只是感性的，本能的，甚至幼稚的。所以扭曲的机器在同名专辑里攻击的社会机器，在怒火的背后，是面目不清的；所以我宁肯说汪峰的《花火》依然是我们的主流，而不是他们的主流——只不过他是用理想主义的姿态，和流行音乐的形式表达着我们曾经迷恋的事物，例如信仰的破灭和精神旅行，例如爱。

当汪峰以Bob Dylan和Jim Morrison的歌词和唱腔为榜样，公然宣称关心生命本质的时候，一种不合时宜的书生气油然而生。是为之感动还是怀疑他装蒜，这取决于听众的心态。当《花火》、《迷鹿》、《东北偏北》等作品恰到好处地表现出迷惘的时候，汪峰的音乐是简单、细腻和准确的，如果说在商业流行和音乐性之间要找一个桥梁的话，那么汪峰做到了，这就是从复杂和创新的摇滚乐往主流配器降落的结果。当然《我爱你生活》是失败的，它比当年的《没有人要我》更时髦也更软弱，何况，它说的是想象中的失败者而不是汪峰自己——以别人的名义说话是可耻的。汪峰是我们派往主流世界的理想主义者，他适合高远的感伤和大气的旋律，但缺陷在于无法和现实接轨。

这样，扭曲的机器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。我们也派他们去主流世界，但仅限于青少年。大龄青年谈人生，思考并迷惘，青少年行动，冲动并愤怒。这就是进化。尽管这支乐队依然被认为是地下乐队，但抛开国情，他们还是接过了汪峰的枪，前进了。“Fuck you 我们需要自由的生活！”

“扭机”近期的现场演出进步颇大，但在专辑中表现却单调得可怕。说唱金属在其中，以模式化的反复、模式化的桥段、模式化的高潮来解决我们的荷尔蒙问题，和声和吉他的音色毫无创意，但青少年还要什么呢？够了，先把音量开大，把热情点燃……哈维尔曾经提到过两种自由，一种是“经济决定的自由空间，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参与，和精神上自由的发展”，一种是“选择他们要买的那一种洗衣机和电冰箱的自由”。现在“扭机”来了，他们开始呼唤两者之间的，一种可见的、实际的、有关暂住证和演出以及“按你自己的想法去做”的自由。

这当然是主流音乐的本分。如果这都成了地下音乐，那只能说我们的音乐环境和受众素质已经丧失到了什么程度。所谓地下音乐，是那些超越了摇滚乐形式、趋向于实验音乐、有更深美学和哲学背景的东西，而主流，就是这些本来就光明正大、通俗易懂的声音。主流音乐是在娱乐之后还有意义的音乐，无论是心理安慰还是纯形式的美感，最终都要落实到听众身上，如果汪峰没有帮助他的歌迷的生活，那么“扭机”就应该让新一代自主起来。

汪峰说：“继续走，继续丧失。”而扭曲的机器说：“别再听他们的废话了。”诗歌和行动。这是两个自身尚未强大起来的声音，但来自两种美学，两种思维，两种文化，两种听众——但的确是一个现实，一个背景，一个中国，一种语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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